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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崛起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韬光养晦谋战略,大隐于市为博客。

 
 
 

日志

 
 
关于我

1、《中华崛起论》连载我原创思想和新研究成果, 2、欢迎读者自由留言点评或投票, 3、诚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核物理学家)高潮(钱学森邓稼先于敏同事)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博士后导师王占阳教授、北京大学博导余中大研究员近年先后和我面对面商榷社会思想。 4、本博2015年前发表的博文为草稿,2015年开始发表(思想观点更精深的)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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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盛衰论(五)  

2014-12-07 17:58:31|  分类: 社会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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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盛衰论

                  (连载5)

 

战争还可以是先进国家民族对世界的一种“批判的武器”或“武器的批判”?是文明国家向落后国家传播先进社会制度模式的一种手段?是自由国家解放或拯救被奴役国家人民的一种国际援助?是输出革命思想扩张革命势力的一种方式?战争是超级大国在全球替天行道(见义勇为)的一种方式(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值得暴力法理学家或国际战争法理学家们研究。联合国对全球应当以和平改良手段还是以战争暴力手段进行改造?马克思所说的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战争是超级文明先进大国“改造世界”的正确合理(正义)手段吗?国际关系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法治化?国际关系应当在宪政化法治化基础上建立“全球联合政府”以实现“地球村”公正共赢?国际大趋势值得研究。

专制本质是势力悬殊所导致的以强凌弱的非平等权利关系,所以专制本质上起源于丛林法则机制;而民主是由相对平等相互制衡的协商共赢机制所致,实力接近者之间易形成民主型平等型权利关系;所以社会往往并存民主与专制的混合性,例如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在公司内部是老板专制独裁机制,大公司高管的收入可达普通职员的300多倍,分配机制趋于黑暗。专制也有合理专制和不合理专制两类,例如私营独资公司内部的适度专制是一种合理专制;孩子在未成年时其家长对孩子的适度专制型管理或垄断型保护也属于一种合理专制,这种专制型权利和全责型保护义务相联系,权力越大则应然责任越大。但封建皇权权力大却责任相对小(有替罪羊)所以是不合理政体。既得利益也有正当既得利益和非正当既得利益之分,例如开国元勋享受一定的国家待遇,这种既得利益是正当的;而垄断产业国企中的垄断世袭型中高层管理群体就属于非正当既得利益群体;所以对既得利益也应作一分为二的分析;潜规则也分为积极潜规则和消极潜规则,后者才有害于社会;凡事当辩证视之;侵权也分为合理侵权和不合理侵权之分,例如市场或职场或考场正当公平竞争过程中的优胜劣汰(如有人考上清华有人落榜)本质是通过正当侵权而淘汰部分人的富贵权或晋升权或升学权,这些属于合理侵权;而恶性侵权是指利用不正当手段(例如高考舞弊、买官卖官)来侵犯他人正当权利。所以强者相对于弱者,强者有正当侵权的道德权力也有扶助弱者之道德义务之二重性。既然侵权有正当侵权,那么侵略也有正当侵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侵略吞并六国主权的过程中实现的,主观动机是吞并侵略,客观效应是统一中国?功罪各半?值得研究。近代以前,中国的大统一和欧洲的四分五裂为众多国家各有利弊?中国若未经秦始皇统一,那么近代以前中国会象欧洲一样更易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现代化?封建体制就不会维持到晚清时代?塞翁失马,难有定论?

我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执政者断人财路应当尽量同时给人新的活路(例如打掉贩毒团伙的同时应当通过培训等机制给团伙大多数成员以新的谋生技能和机会),这才叫大禹治水,有堵有疏;所以对在狱中服刑的贩毒集团基层普遍成员应当培训其未来合法谋生技能,否则他出狱后仍只有重操旧业的谋生技能,这是罪犯出狱后重犯率高的客观原因,不完全只是罪犯出狱后主观上喜欢犯罪。所以监狱应该把犯罪当学生和病人,监狱应当借鉴准军事化管理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模式,不该剥削罪犯作为免费的劳动力,应当主要培养他们出狱后合法谋生技能。所以降低出狱后的犯罪率应当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和治本,而不是只对他们进行机械无聊的自欺欺人的思想洗脑加体罚虐待(暂时治标)和经济剥削。目前的监狱体制中,监狱和囚犯之间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剥削还恶劣?值得改进!监狱应当是给罪犯以正当权利的有温暖感的人格疗养院,以治病救人的方式让罪犯出狱后在社会有正当营生正派做人的机会和素质技能,这样罪犯出狱后犯罪率会大幅降低(所以出狱后重犯率高责任并不只在监狱),同时社会也应当给罪犯出狱后重新正当合法营生的公平“机会”。政府通过提高福利、促进就业、技术培训等方式让合法公民生存得更有尊严,则社会治安一定立竿见影大为好转。所以治安恶化犯罪率高的根源部分源于政府尊重民权和改善民生方面严重不够。

当前我国医疗改革思路?部分医疗产业类医院国家不应再拔款,任其在市场经营中定价,这是商业化公司化医院;另一部分医院国家养活,作为平价医院由国家定价,医生享受参照国家公务员待遇,这类医院甚至可以有部分作为慈善机构性质而免费提供国家法定的医疗服务,这类医院是公民福利保障机制类慈善类公益事业型医院;这就是市场产业类医院和社会保障机制类医院并存,并且明确公开医院类型性质,由病人自由选择;国家财力可能暂时无法完全养活社会保障机制类医院?所以还可以有部分医院是差额拔款,医院性质介乎慈善类医院和商业类医院之间的半慈善半商业类医院。这三类医院可以并存,卫生部应当向社会公布明确划分这三类医院,目前卫生部似乎没有这样做?多种体制性质医院混合并存才可在长期竞争实践中考察发现未来医疗之主流优选机制体制。中美创新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还提了一个重要建议:所有公立医院实行实名就医先治疗后收费,鼓励医疗机构实行“治好病,再收费”。对有钱不交的向公众公开并向人民法院起诉,对确实无钱交的减免。实行不收任何押金治好病再收费,是给医院和医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们怕病人治好了病不交费及怕治不好的病收不到钱而不敢实行治好病再收费,我认为,正是这种压力,医院和医生才有刻苦专研提高医术的动力。千方百计想办法用最便宜把病人治好病,对于那些公认不好治愈的病可以实行见效后再收费。人是有良心的,病治好后病人是不会不给钱的。陈中华创办的医院实行治好病再收费以来,未发生医闹和病人病治好不给钱的现象。

当前我国房价改良思路?公民(尤其是富商或政府机构中少部分暴富起来的腐败官僚群体)投资投机房产以保值私有财产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新进城富裕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将维持高房价,高房价将造成住房供应过剩,住房供应过剩将导致住房价格下降,只是这个价格机制周期相对较长(可能需50年)而将折磨整整一、二代人。通货膨胀造成大批百姓购房动机是保值自己的货币资产而不全是为了居住,这种因素导致住房价格畸高,所以抑制房价首先要抑制通货膨胀,其次要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以防止老百姓恐慌性储蓄或投资。通货膨胀和过高房价可能乱我民心军心?所以价格稳定是社会和谐和经济工作成功的核心标志之一。未来应建立住房面积方面的“低保”制度(类似于最低工资保障机制),国家可将20平米左右小户型经济实用房免费给25岁以上无房的成年公民使用(无所有权),到公民经济能力增强后自愿到市场购买更好的住房而无条件无偿退还国家提供的免费居住房(损坏则赔偿),这样房价就不会伤民了。其次要允许公民家庭独立或合伙合法自主购地建房,这样可以打破房地产公司的产业垄断定价地位。道德机制并非万能,很多体制改革方面顶层设计思路或执行思路不明晰所导致的问题,若企图靠“作风建设”“道德建设”去解决,是舍本逐末或缘木求鱼。

美国赤字危机和中国生态危机,从本质上讲都是各自政治体制之不同缺陷所致的各自不同的危机,所以经济危机或生态危机都靠政治体制之优化去治根治本,才能做到标本兼治。正象人的基因缺陷所致的人的各类病症,其实通过基因工程治疗才能治本,而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否则是治标不治本的,头痛或脚痛或慢性病等很可能都是基因缺陷或病变所致,解决基因缺陷才是治本之道。治国也是这个道理,防治社会危机类似防治人之疾病。良相类似良医,通过防治国家亚健康和体制亚健康(体制乃国家之宏观基因)而防治国家社会危机,才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社会健康状态。欧美国家由于普选制民主可能导致社会过度福利倾向出现新“大锅饭”?而中国政府则在改善公民社会福利方面的动力或压力机制方面严重不够而使公民福利改善滞后于经济增长;这可能是两种极端,各导致不同问题。美国制造业在中国和印度面前正在节节败退吗?或许它通过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其它国家来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来让自己的制造业结构上转型升级?我们应辩证分析美国当代制造业竞争力。从具体分析来讲,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是美国政治体制缺陷与市场体制缺陷相互共振的产物,这是其深层次根源。而中国目前的居多社会危机(腐败危机与生态危机)根源其实也类似。美国和中国都完美有缺,应互相批判式学习。

打江山?其实打下的多是“烂摊子”。华盛顿创立的美国和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都是百废待兴的既穷又弱的国家。大多数开国者(创业者)的日子很艰苦,内忧外患中励精图治,内忧外患是“进京赶考”(执政考验)中的经典考题。打江山是建立政权,得民心是巩固政权,靠枪杆子建立政权,靠民心巩固政权,这是武功和文治的关系,武功以得江山,文治以得民心,文治武功相得益彰,才是可持续执政观。而象华盛顿和彼得大帝这些雄才应对内忧外患的最核心智慧就是设计优秀的体制,这才是防止内忧外患之长远之计。对“内圣外王”的最新高端阐释是国家民族内有优质的英明的体制,则国力崛起强盛在国际博弈中渐显雄风霸气。何为优质英明的体制?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法治化就是循序渐进的有序民主化体制进化进程。民主如果无序和失控则危害人民。所以法治化的民主才是对人民有利的民主。民主从宏观层面上讲是国家和政府都归人民所有、所治、所享;民主从微观层面上讲是国家和政府公权力该努力悍卫一切公民的一切正当权益,禁止侵犯一切公民之一切正当权利,所以国家“为人民服务”的首要方式坚持“民权主义”。国家之宪法应当是人民之正当权利和智慧意志的真实的正确的集中代表。所以民主的本质其实就是公民私权利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健康关系。国家不必保护公民之“不正当”权利,甚至有抑制公民之“不正当”权利和邪念之职责(理性法治机制),以达到统筹兼顾的保护所有公民之正当权利之目的,这是民主的程序理性。而实现上述状态的首要环节是对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所谓法治,治理的首要对象并非是公民,而是政府公权力。首先是以法律禁止和防治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正当私权利的不正当侵害,规定国家公权力以保护公民正当私权利为首要职责;其次才是规定国家以法治机制公正协调亿万公民权利森林秩序以及处理公民权利森林中出现的不正当侵权纠纷。法治精神的重点是以法律保护任何公民之正当权利,防止法律客观上成为迫害公民正当权利之专制型国家之工具。而中国很多公权部门将法律当成尚方宝剑去侵犯公民权利,这实质上是封建人治型法律思维。什么是国泰民安?国泰就是国防实力强大,民安就是国家不以公权力侵犯公民正当私权利,联合起来构成国泰民安。所以在专制政体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何?“亡,百姓苦”好理解,国破民亡嘛;“兴、百姓苦”就是指在太平盛世专制型国家之公权力屡屡侵犯百姓正当私权利打着所谓的“大局为重”招牌而司空见惯。所以专制特权时代,国破时民不安,国泰时民也未安,公权特权侵犯民权泛滥成灾,所以连康乾盛世时的百姓幸福指数其实很低,就是这个道理。范仲淹的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局面在专制时代其实从来只是一种空想,在民主法治化时代才有可能成为事实。这是“庆历新政”必败宿命之历史分析。中国封建社会黑暗就黑暗在这里,主要是制度黑暗(特权泛滥成灾比坏人多更糟糕)。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是什么?当公权力不再成为轻易侵犯民权的特权,社会就趋向权利共赢型社会,就趋向阳光健康活力的社会,也就趋向公平正义社会。脱离这条思路去搞公平正义则南辕北辙、扬汤止沸、事倍功半、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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